文汇报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日伪当局设立新闻检查所，严禁抗日宣传，租界当局在日方压力下加紧舆论控制，不许报纸发表“反日”言论。当时上海报纸有的宁可玉碎，拒检停办，有的远走高飞，迁往内地，剩下少数几份报纸则委曲求全，噤若寒蝉；而此时日伪报纸却猖狂一时，气焰嚣张。就在广大市民迫切希望得到前方战况消息，昕到抗日救国呼声的期待中，1938年1月，一份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报纸问世了骰宝技巧，它就是《文汇报》。
提起《文汇报》的诞生，新闻界有些老前辈曾风趣地说：“《文汇报》是麻将桌上‘搓’出来的。”此话虽有偏颇，但也事出有因。说起这件事还得从爱国人士严礼宝谈起。
严礼宝是江苏吴江县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入上海铁路局任职，他为人精明强干，且交友甚广，遂当选为类似工人俱乐部性质的两路同人会负责人。“八·一三”抗战失利后，京沪和沪杭甬铁路全线被日寇霸占，大批铁路职工流离失所。为了维持生计，职工们推举严礼宝、周瘦鸥等人为职工代表，与铁路局谈判，索还职工积存的赡养储蓄金，并要求发给遣散费。严等人为了便于联系，租下了新新公司303号房间作为联络点，职工代表们经常在这里以搓麻将为掩护，商量研究问题，当时这间房的租金等开支，也由搓麻将“抽头”支付。
后来，到这里来“搓麻将”的除了职工代表外，还有他们的亲属，其中包括严独鹤、徐铸成、方伯奋等新闻界人士。当然，这些人到303号来，并不是光来搓麻将的，而是借搓麻将之机聚集一堂，议论时局，痛斥日伪，抒发积郁在胸中的国恨家仇。严礼宝等人与这些新闻界人士接触多了。话题就逐渐转向共同筹备一份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当时定下股金为一万元，约有二十余人投资，其中严礼宝等铁路职工就是以铁路局发下的遣散费投资的。在筹备过程中，推举了严礼宝、胡雄飞、方伯奋等五人为董事，为了在报纸出版后免受新闻检查，他们商定报纸挂外商的牌子作掩护，并由曾当过上海跑马总会职员的方伯奋去找该会的苏格兰人克明，以赠送千股，付给高额薪金等为条件，请他出任发行人，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克明早期曾在上海英文《文汇报》当过记者，故这份新出版的报纸注册时仍袭用《文汇报》的名字。
注册发行问题解决后，要正式办报尚缺一大笔资金，当时严礼宝等人筹集的一万元钱要想办份大型日报无疑是车薪杯水，好在《大公报》撤离上海时有部分人员留沪，该报留沪负贵人李子宽便将其排字、印刷设备借给严礼宝等人使用，原《大公报》的一些编辑、记者也积极参加了筹建《文汇报》的工作。这样，各项筹备工作终于就绪，以严礼宝为总经理、徐铸成为主笔的《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滩诞生丁。
《文汇报》问世后，以其犀利的笔锋直指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出版后短短几个月中销量大增：发行量甚至超过《新闻报》居全市之冠。而日伪则对《文汇报》恨之入骨，多次进行袭击，从送有毒水果到投掷炸弹，极尽恐吓威胁手段，但《文汇报》并没有被吓倒压跨，仍坚持抗日救国宣传。至1939年5月l日，租界当局在日方压力下，宣布取缔一切政治活动。10日工部局以“抗日言词激烈，影响租界治安”为名，责令《文汇报》停刊。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由于该报坚持反对内战、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立场，又受国民党当局迫害，1947年5月再度被迫停刊。这时，该报部分编辑记者离沪去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而上海的《文汇报》则在1949年6月21日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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