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一家三口在家中打麻将被邻居举报，遭到志愿者怒砸麻将桌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事件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疫情防控中，极端事件的频发，也暴露出防疫过程许多防疫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甚至于已经将“防疫”演变成了“防人”。
疫情来势汹汹，防疫刻不容缓，必要的时期，适当采取特别的措施无可厚非，在法律范围内牺牲一部分公众利益，也可以理解。比如，对一些聚集性的活动予以制止，这是必要的，但对居民家庭内部的所有活动都横加干涉，不仅仅是矫枉过正，明显的属于侵权行为。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一种执法能力低下的反映。立法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法律也不可能与每一个社会阶段一一对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机械的法律适用，可能会造成极度的个案不公平，因而，需要执法来加以平衡。
1991年9月，柏林法庭审判的柏林围墙守卫案，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冬天的夜里， 20岁的克利斯和朋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过程中，被守卫射杀。九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也因杀人罪而被送上了法庭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出乎意料，英格·亨里奇被处以三年半徒刑，并且不予假释。这在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英格·亨里奇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按照当时的法律，对于翻越柏林墙的人，他必须开枪射击，不执行该义务他将构成犯罪，因此英格·亨里奇不应当被认为有罪。
而法官给出的理由是“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守卫，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个案件真实存在，在法律规定与客观实际存在落差时，应当如何抉择，有时“枪口抬高一厘米”可能就是这个问题的最优解。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执行者能否砸掉麻将桌的问题。先撇开志愿者有没有砸掉麻将桌的权利不说。如果参与麻将娱乐的人员不固定，而且已经存在导致阻碍疫情防控的情形，砸掉麻将桌，这是一个适当的行为；而如果仅仅只是一家人的消遣，如同围炉吃饭一般，那么“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是志愿者应当承担的良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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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一种非常智能便捷的遥控麻将机器，麻将玩家们的时间就节约了不少，能把更多的时间利用到对局中。现在有很多玩家都会担心使用遥控麻将机玩麻将会不会影响游戏的公平性，会不会改变出牌的结果。其实这些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麻将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不会依据押注特别大，那么是没有必要利用这些作弊手段的。真正想通过麻将放松心身的玩家，也不会做这些令人鄙夷的小动作。
4 、六六顺：起完牌后，玩家手上已有 2 个刻子（刻子：三个一样的牌）博彩百科，即可胡牌。（等同小胡自摸）
